该模式通常包括四个步骤: 即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风险特征描述。
神学政治批判之上建立的现代政体则试图以哲学即理性为基础。第三，个体利益是需要启蒙的。
18世纪经济社会诸命题中最核心的一个是：财富从何而来。卢梭沉浸于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对立，康德则在自然与自由之间展开论述，二元论范式一脉相承。在本质上，财产权的核心在于人类对价值的创造，这种创造就是自由，可以延续、反复、运动、增长。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一个能够与国家相抗衡的公共领域出现，个体利益在市场交换中可以像魔法一般产生公共利益，通过需要的体系可以实现社会整合，自然权利在经受商业社会洗礼后变成经济和社会权利。民主政体是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具有最高的绝对性。
它有两种典型载体：土地与货币。在自然权利基础上建立的政体是以形式理性搭建的共同生活的平台，仅仅对人们的外在行为构成约束，而无法触及人们的内心。他建议，中国应学习西方科技以发展经济，不必抛弃儒家学说而接受西方哲学。
其一，马克思的法律理论是对法律现象进行一种社会的经济解释，以社会学的观点研究法律规范体系所产生和发生效果的条件。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法学受前苏联影响程度最深、时间最长。[20]鼓吹帝制，这是他的理论的自然结果，还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学者们有争议。来源：http：//www. nycourts. gov/history/pdf/Library/1821。
从1958年到1972年，半数的候选人并没有竞争者，三分之二的人赢得了选举。（一）凯尔森对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的解读1955年，74岁的凯尔森（Hans Kelsen）出版了《共产主义法律理论》。
1992年，为了防止特殊利益集团控制品德选择程序，公众呼吁更公开、透明和公共参与的选择程序。1913年，袁世凯聘请美国行政法教授古德诺襄办宪法编定事宜。[4]参见[奥]凯尔森：《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王名扬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12页。[23]参见陈新华：《近代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载《求索》2005年第4期。
按照经典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不乏对共产主义的贬损。当上诉院或高等法院法官出现空缺时，相应的委员会展开调查，举行公众听证会和听取公众的声音。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但是，此项制度受到了批评，因为直选方式可以被职业人员操纵。
1910年前后，亚利桑那州起草了宪法。经梁启超聘请东西法学大家数人为顾问，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的鼓动，1913年3至5月，古德诺来华就袁世凯法律顾问一职。
法官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判决的结果，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政党的影响明显。[12]就孙中山而言，他对政党的态度不断变化。第四，就法律的形式而言，法治社会重视形式上的法律，法律如同公路的章程，而集体主义社会重视法律的实体公正，如同公路上的路标。不过，我国法律和法学受到前苏联法学的影响很大，但不能说我国法学就是前苏联法学或对前苏联法学的改造，参见王申：《中国法理学知识谱系中的前苏联因素—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孙国华教授访谈录》，载《法学》2005年第5期。行文至此，不禁感叹：被视为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其实都能够在西方思想史中找到理论的渊源。[13]See Rebecca White Berch, A History of the Arizona Courts, 3 Phoenix L. Rev. 11, Spring, 2010 另参见周道鸾主编：《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8页。
第三，从规则的内容上看，法治社会的规则具有可预见性，规则具有外部的特征，而在集体主义社会，政府以法律作为强制的工具，强迫人民接受新的等级差别，其法律强调物质和实质的平等。此文一发，拥帝者们积极跟进，杨度等人着手组建筹安会，袁世凯恢复帝制历史上演。
[3]参见[奥]凯尔森：《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王名扬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但在实践上，法官远非选举而生。
1926年，古德诺在美国写《解析中国》一书，总结道，中国人学西方更注重于西方哲学而非科学，结果是太相信哲学思想上的变革对于中国复兴的重要性，称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失败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激进。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法律理论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后经过前苏联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发展，一并成为名叫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特有的部分。
其二，政党指导下的法律。[16]通常，法学家们都否认大法官的政治党派背景，但是，大家都赞同大法官们的意识形态在法律判决中的作用。他认为法律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并受这个阶级的武力保护的社会关系。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中国如用君主较共和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在中国法的问题上，他同样遵循了实用主义的务实立场：既然中国法律制度移植了罗马法，那么接下来的任务便是使法律有效地应用于中国社会。王蜻：《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章生平和第七章庞德论中国法律。
在联邦法官方面，大法官的终身制和个人的理想追求则保证了法官的独立性与无偏袒性。在这个阶段中，仍然有法律，而这法律在一定的限度内，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律。
当然，法院的无党派性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理想。通常情况下，总统会提名本政党的党员。
第二步，党员代表组成协商会，协商会推举法官侯选人。从1912年到1974年，210位法官中的113位是任命的。[15]当然，也存在例外，历史上看，共和党总统也提名过自由派法官，民主党也提名过保守党法官。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向英美法学习与借鉴法官的独立性和律师的法律技巧。
[17]这样，以政治学家的观点来看，联邦最高法院就是一个政治的战场，宪法案件都是政治性的案件。罗马法是世界性的法律，易于移植而抽象空洞，英美法是民族性的法律，难于把握但有利于实质和个案的正义。
密苏里计划融合了任命制和选举制，核心是让法官的选举尽量摆脱政党的影响。不过，在马克思那里，法律又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客观的性质。
任晓：《古德诺与中国》，载《读书》2000年第7期。神学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试图调和理论上直接冲突的权利理论，因为理论上的冲突不排除实践中的妥协。
